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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明清米价看康乾盛世

时间:2018-01-03 15:40:31来源:网络 作者: 诚信在线下载

  

  2017年11期

  文/李晓巧

  民以食为天。在我国古代,百姓吃得好不好、能不能吃饱,是衡量社会是否稳定的重要参数之一。我国明清时期以大米为主粮,俗话说管中窥豹,那么由当时米价也能粗略看出某一段历史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的相关情况。

  明清时期,江南是稻米的主产地。明崇祯五年(1632年),江南松江府一带,白米每斗120文,值银一钱,也就是说每石米(明代一石相当于现在184市斤左右)的价格在1200文左右,按照当时银价在一两银子上下,“民间便苦其贵”。此后相当一段时间,米价一直保持在每石1000文左右。而到了崇祯十一至十二年间,“米价顿长”,1石米卖3000文钱,是原来的2.5倍,而这还不是最高价。这一阶段,北方的米价大概为每石3.56两银子,高于江南米价(根据日本寺田隆信《山西商人研究——明代商人的商业资本》)。

  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明帝国大范围通货膨胀,铜钱兑银比例下降厉害,崇祯初年1000文钱值银近九钱,这时的1000文钱值银“不过四钱几分”,更兼米价高涨,白米每石需纹银五两,合计铜钱12000多钱,每斗米价格是1200多钱,几乎是崇祯五年米价的10倍!

  明清时期,我国北方粮价一般来说都是高于南方的。如明代官员李清的《三垣笔记》中记载:“所募二千五百名,月加费米千石,银九千九百五十兩,得不偿失。”明崇祯末年,北京周边地区的米价是每石九两九钱五分银子,比稻米之乡的江南地区几乎又高了一倍!

  为什么,从崇祯初年到崇祯十五年米价一下子蹿得这么高?除了前文所述的地区粮价差之外,翻开明朝历史你就会知道答案。崇祯初年,后金兵马大举南下,又因为北方自然灾害、大饥荒和弊政等原因,张献忠、李自成等先后造反,到了崇祯十五年,明帝国烽烟四起,内外交困,经济凋敝,民不聊生,国事一发不可收,两年后,即1644年,崇祯皇帝自杀,明王朝灭亡。由此可见,大规模的战乱是促使明末粮价高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。

  再看清朝初年,顺治年间的米价也不低,顺治三年(1646年),江南地区“斗米几及千文”;顺治四年(1647年),“白米每石纹银四两”;此后到顺治十三年(1656年),除了秋季新米上市时米价的短暂回落,米价一直在每石二两五钱至五两银子之间徘徊。原因是这时的满清才主中原,受到明朝剩余势力的抵抗,战事依然不断,人心不稳,农业的发展受到阻滞。

  让人眼睛一亮的是,在顺治皇帝统治中原十三年之后,江南地区的米价一下子降到了每石八钱银子,“亦有六七钱者”。这也属于特殊现象。江南地区的米价很快地又反弹到每石二两银子上下,此后米价波动不大。

  当时间进入康熙朝,康熙元年(1662年)正月,“白米二两一钱,糙米一两九钱”。其后,米价稳步降低,到了康熙八年(1669年)因为米价极便宜,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,“新米每石纹银六钱……后至五钱”(《阅世编》),按照当时银钱兑换比例换算一下,当时的每斗米价格是60文钱,这与平均物价更低、容量单位相当的明代崇祯初年比起来,米价还要低一半!即便与明朝初年江浙一带的通常米价每斗100文钱相比起来(《水东日记》),也低不少。康熙朝的这一米价,几乎创造了明清时期米价的一个奇迹。

 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,从康熙八年(1669年)直到康熙中后期,江南地区米价都比较稳定,每石新米最低价格在五钱一二分银子,米价上限至多不超过二两银子。如康熙四十七年(1708年)三月初一,江宁织造曹寅上报:“江宁上白米价一两二三钱……漕船一到,则米价更贱。”意思是让皇帝放心,江南地区米价百姓是完全可以接受的,有粮食吃,不饿肚子,地方上就不会出大事。百姓衣食足,朝廷政治稳定,史家称之为“康熙盛世”。

  此外,综合明清史料来看,只要不是灾荒年,几乎是每到秋收季节,米价就会降下来一些,这跟新米上市、官府要收秋税,以及农民很多借债要在秋后偿还有很大关系——为了变现的需要,一时涌到市面上的大米会显著增多。

  除了稻米,民间常用的豆子价格在康熙八年前后也是很低,每石豆子价格也是五六钱银子左右,直到康熙十八年(1679年)价格才增至一两银子以上。再粗略看一下麦子的价格,在明朝崇祯末年的小麦的价格每石在6000文左右,计银为二两五六钱,到了“(清朝)康熙初,麦价始贱”,也几乎是在康熙七八年前后,江南地区的麦子价格一直低于每石五钱银子,康熙十七年(1678年)后,麦子价格开始有所上涨,但是价格也很便宜,百姓都能接受。

  众所周知,在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我国古代,大米等粮食价格是社会其他物品定价的重要基准。米价一上升,人工价格和相应的产品价格都会提高,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物价上涨。

  事实证明,米价平稳的时期,如清代康熙八年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是一个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,而若是米价高得离谱超过了百姓的购买力,通常不是因为大面积的自然灾害,就是社会、政局不安定所导致的结果,而高米价反过来也会成为社会更加不稳定的一个动因。

  我国古代,只要有粮食能养活子女,百姓几乎都愿意子女绕膝、儿孙满堂的,因为这不只与家族繁衍有关,而且也涉及到家庭竞争力和社会生产力。清代史料显示,在康熙六十一年(1722年),全国人口大概为1.37亿。直到乾隆十四年(1749年),人口大增长开始启动,全国人口接近2亿。乾隆四十八年,全国人口接近3亿。这段时期,清代人口一直呈现上升趋势,而清朝的所谓康乾盛世也正是到了乾隆中后期才臻于顶峰。仔细分析,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,在耕地可以承受的人口范围内,人口恰恰是创造财富、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
  所以,体现康熙、乾隆盛世的一个最基本的物资基础,正是以低米价为代表的全国范围内较长时期的低粮价。社会稳定,农业发展,米价等粮价较低且平稳,促进了社会人口增长;在耕地资源可以承受的人口数量内,人口增长,又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,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——于是,迎来了康乾盛世。

  然而,无法躲避的历史事实是,随着时代的滚滚向前,又将面临着新的社会经济问题。endprin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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